一位吉他手，可以在音乐文化里无处不在，却不一定同样频繁地出现在它的图像里。帮助一张唱片形成面貌的手，可能属于姓名印在标题下方很远处的人；到了另一场演出，同一个人又站到最前面。芳野藤丸的职业道路，使这种位置的移动值得注意。官方介绍列出吉他手、歌手、作曲者、编曲者与制作人等身份。与其把它们当成装饰性的头衔，不如看成责任的改变：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方式，成为一首歌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履历里的乐队名称，让这种移动进入公众视野。SHOGUN把他的工作带入电视节目，一九八二年的《YOSHINO FUJIMAL》则把个人姓名放上独唱专辑。以自己的名字出道，并不一定等于艺术人格第一次出现。也可能是那个早已在其他结构里工作的自己，终于得到另一种框架。框架引导注意，却不是框架创造了人。对于经常先看见唱片封面、后来才认识合作关系的听者，这个区别能够改变我们理解“新人”与“个人”的方式。
个人框架也并不要求孤独。华纳对首专的介绍，把参与者与后来AB’S的故事联系起来。这里有意思的，并不是卓越个体终于摆脱集体的神话，而是一个项目可以成为另一个项目的相遇之处。一次录音为了有限目标召集人们；继续共事，则让这次相遇获得未来。我们没有必要编造他们当时如何谈话、如何下决心。已经获得记录的关系便足以提醒我们，艺术身份可以通过共同劳动增长，不一定只能通过与他人分离来确立。
后来的合作延伸了这种理解，但不必把每个年代压成同一次事件。官方资料列有与滨田金吾、原久美组成的3VOCALS，而二〇一八年《What’s up?》的参与名单包括井上鉴。这些各有边界的具体项目，让职业道路保持开放。那个从早年录音中被认识的吉他手，仍然可以进入新的人员配置。文化记忆有时偏爱一个完美的历史姿势，持续工作的音乐人却提供更不整齐、也更有生命力的东西：尚未同意静止下来的一连串关系。
支持别人，与让自己被更多人认识，并不一定是一架只有一个方向值得向上的梯子。持续工作的音乐人，可以在这些位置之间移动，并在两边都承担有意义的责任。芳野的职业道路，使这种可能性获得文化上的分量。它让我们反省一个习惯：是否只在姓名被印得最大时，才肯承认一段音乐人生的价值？支撑另一位表演者、塑造一份编曲、发表自己的唱片，都可以属于同一种认真的实践。承认若能跟随这种实践，越过署名大小的变化，就会变得更加准确。